teacherliu 的个人博客

                                                 

    人在得闲时似乎可对任何种类的读物来者不拒，包括像《论对话》这样的艰深枯燥的学术著作。
    《论对话》是英国理论物理学教授、思想家戴维·伯姆和自由作家、编辑李·尼科的著作，作为教育科学出版社“对话·社会·教育”译丛著作之一于2003年被引进中国。
    正如书名所述，《论对话》一书旨在探讨如何交流和沟通。“对话”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大到国家和区域组织，小到个人和集体，都需要对话。
    对话基于沟通。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恶化，阻止沟通恶化的努力反而使情况变得更糟，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现实。”《论对话》列举了这些糟糕的现实：“国与国之间由于经济与政治制度的不同，除了动武之外，无法正常地进行交流。即使在一国之内，不同的社会阶层与群体也做不到相互理解。老年人与年轻人中间无法沟通，即或有之，也不过是敷衍塞责，应付了事。学校里师生之间无法沟通，学生总觉得老师所灌输的知识在实际生活中一无所用。我们每天所接触的广播电视，所阅读的报章杂志，说得好听些，不过是些支离破碎、无关痛痒的花边新闻；说得难听些，常常误导视听，导致社会混乱。”
    在这样的背景下，《论对话》认为，“如果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想和睦相处，我们就需要做到自由地沟通，并努力使任何人都不固执己见。”而沟通的具体方式就是对话。
    什么是对话？《论对话》认为，与对话相对立的词是“讨论、辩论”，它的真正含义是打破、分佳节又重阳裂，它的重点在于分析。作者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们可以把讨论和辩论比做打乒乓球，人们争来争去，目的都在于让自己的观点占上风乃至取胜。在对话的过程中，没有人试图去赢。它追求的结果是一赢俱赢。这样一种状态称做双赢。在对话中我们不是互相对抗，而是共同合作。在对话中，人人都是胜者。”
    对话的内容如何？“对话主张破除潜隐在我们思维假定背后的种种束缚。”“人总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意见或观念，它们均源自于你的经历，包括你的道听途说。概括地讲，它们是你以前思维的成果和结晶。”“所谓你的意见或看法，其实只不过是你自己的思维假定，仅仅出自于你自身的经历而已。你通过或老师、或父母、或读书、或者其他的途径形成了它们。然后再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你把它们与自己视为一体，并因此而为它们辩护。对话的目的就在于对思维的全部过程进行探索，进而改变人类在集体中的思维进程和方式。”
    之所以称之为“束缚”，是因为这些思维假定确实在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人们。《论对话》这样描述，通常情况下，当你面临问题的时候，你会这样想：“我必须考虑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这里要指出的是，真正的问题乃是你的这种思维。
    意识到问题的艰巨性，我们渴望得到如何对话的答案。《论对话》认为，“在对话中，对于任何事我们都不要去决定做什么。这一点至关重要。否则我们就不够自由。我们必须让自己空空荡荡，这样我们就不会觉得有责任和义务去做任何事，也不需要去达成任何结论，也不需顾忌应当说些什么或不应说些什么。这是一种开放和自由的环境，是一个空灵之境。我们不让自己的心中积聚任何事。这是关于对话的一个要点。”就像克里希那穆提常说的那样，“空杯子才能装东西。”
    这是前提，接下来，“在对话开始之初，大家可能更像是在进行协商，这构成了对话的初级阶段。换言之，如果人们的出发点不同，他们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协商。”但，“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充足的理由坚持自己的看法，因此也就认为自己有充足的理由来愤恨别人：‘他拒绝承认我的看法，可真是冥顽不化。’如此等等，原因均在于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绝对必要性。在对话过程中，我们期待这种绝对必要性的出现，并希望它们发生互相冲突。”“对话中不欢迎劝告或说服的存在。一个人没有理由去被劝告或说服，其中存在着不一致性，缺乏道理。如果事情是对的话，你根本就不用被说服。如果有人试图来说服你相信什么，那么其中必大有可疑之处。”同样地，“如果某个人总想控制对话的进程，试图让大家都接受他的观点，照他的意图来进行对话，就有可能导致冲突的发生。”因此，有必要转变一下观念，“由于对话，我们已经不再是问题的组成部分，而是解决问题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换言之，我们的所作所为乃是致力于解决问题。不管它多么微小，我们是在努力解决，而不是在制造新问题。致力去做那些有助于解决问题的事情，才是关键之所在。”
    究其根本，对话不过是一场以思维假定为敌人的战斗。“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思维假定和观念。这些思维假定不但涉及政治、经济或宗教方面，而且也涉及我们人生的基本问题，诸如如何做事、如何生活，不一而足。我们也可以把这些思维假定称作‘看法、意见或观念’。一个看法、意见或观念就形成了一种思维假定。”“你或许并不知道自己具有某种思维假定。正是由于遇到了与你相反的思维假定，你才发现自己原来存在着这种思维假定。”这种思维假定很顽固，“当你遭遇思维假定时，你应当意识到，在它背后，还存在着一个关于绝对必要性的思维假定。正是这种绝对必要性导致你固执己见。”“真正的危机不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事件，如战争、犯罪、毒薄雾浓云愁永昼品与经济混乱和污染等，而是不断地制造这些事件的思维。它就像一种病毒——或者说它是思维病毒、知识病毒或信息病毒，能够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如此说来，思维假定的可怕程度不输敌人。
    而且，“人会把自己的思维假定带入任何的群体之中。”因为，“个体思维主要是集体思维以及人际交往与互动作用的结果。”同时，思维假定关涉文化。“不管在任何对话群体中，你都可以发现众多既不为我们所知、又全然各不相同的基本思维假定和观念。这可以归结为文化问题。社会文化中总是存在着众多不同的看法、意见、观念和思维假定，正是它们形成并维系着这种文化。当来自不同文化或亚文化的人们聚集到一起时，注定带有各种不同的思维假定和观念。”“思维总是想方设法来为自己的基本假定辩护，哪怕这是些错误的假定。”“当人们不再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观念和思维假定的时候，就有可能诞生出一种新的真正的文化。”
    对话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催生文明，《论对话》预半夜凉初透言：“世间万物的本质最终都要归于彼此的参与和共享之中——万物即一物，一物即万物。”同时，文明必将促进对话，因为，“人类文明愈益发展，社会就越来越把思维当做工具或手段，而不是视思维为目的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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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成就未来

                                                 

    拿出《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这本书时，想不起是在哪家书店买的了。
    反正也无所谓，读就是了。几天的功夫读下来，独特的感觉越发强烈。《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是美国随笔作家E·B·怀特的文集，据其序言中的介绍，“这就是一本具有揭示性的书，取材自过去、现在、将来、城市、乡村的随笔，诗歌，短篇小说，意见和报道。”为什么起《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这个名字呢？怀特说：“我本来也可以给这本书起名为《怪异告白》，不起名也行，可是《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听着更不俗。”
    从这句话开始，我们就开始感知怀特的幽默了。的确，《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是部文笔幽默、生动，情趣盎然的书。在内容为做鼻甲骨手术的随笔《与天使共度周末》中，怀特写道：“人到中年，对自己身上的几乎每一部分，他都会毫不犹豫地交给有关当局。”在写福特车的随笔《别了，我的心爱！》中，有这样的文字：“福特车的解剖学之所以从未形成一种精确的科学，是因为‘修好’之后，车主不能问心无愧地声称是方法对头才治好的。有很多已经证实的例子，说明是福特车自己修好了自己——经过短暂休息后，自然而然地恢复健康。农民们很快就发现了这跟他们有关力畜的哲学相当吻合：‘让她歇会儿，她就又会生猛起来。’”最妙的是他的《城市笔记》中写联合国的一段：“我们觉得，在如今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纽约这里令人兴奋的一件事，就是住得离联合国总部够近，我们可以时不时溜达过去，坐在新椅子上，听一听老的辩论。我们留下的印象是联合国的出身的确古怪：它的母亲大人是希望，父亲是恐惧，结果是个软弱的机构。联合国是个未曾住进去的家，它的房间时装修工人而不是一位妻子收拾好的。地毯太软太厚，话语太硬太浅。摆在那里的，有它的成功，它的名不符实、它的诡计和无休无止的争论。”有时，怀特的幽默耐人回味，“我们不好郑重其事地建议哪位男的不要因为季节或者植物的状况而别当父亲。别去当父亲的时候，是一场世界大战之前的十八年。”（《难题解答》）有时，怀特的幽默轻松俏皮，“有句俗话大家都很熟悉：有其父必有其子，大喷嚏带来小喷嚏。”（《难题解答》）有时，考究论证，“1939年的那次决定中，规定一只乳房可以公开展示，两只则不行，因此满足了似乎矛盾不可调和的两派人：一是艺术爱好者，他们要求露乳房，但是愿意承认你看到一只，就等于看到了两只；二是体面派，他们坚持要遮住，但是他们同意，遮住一只乳房，就等于说明乳房所有者对此根本就不情不愿，因此等于是遮盖了全部位置，或曰胸部。”（《关于当今时代的笔记》）有时，信手拈来，“我们这辈子所遇到的家庭经济学家中，都有一个共同点：她们没有一个待在家里。”（《关于当今时代的笔记》）
    在幽默的同时，怀特不忘时不时地掷出讽刺的矛，但又不一定紧扣主题，颇有鲁迅顺带一击的味道。“《时报》习惯刊登关于自己的专题文章，只要有机会，而机会则是每天都有。我从来没见过哪家报纸对自身如此津津乐道。”（《说起平衡物》）“现在，要想揽到撰写专栏的活计，只需用有个偷玉枕纱厨窥者或者三流预半夜凉初透言家的灵魂附体即可。如今在任何一家大报上，都有很多咋咋呼呼的小丑或者蹩脚诗人写东西，但是能给纯文学添砖加瓦的却不多。”（《唐·马奎斯》）“这就是典型的西北部濒太平洋地区风格：坏了个灯泡，先驱者的应对之策是修一段铁路。”（《说起平衡物》）“人类必须对自己的领域划定一个明确的界限——划一条线，他所管的到此为止，上帝所管的从此开始。市长有可能认为自己就是雨，可是当他瓢泼而下时，他也有可能措手不及。”（《关于当今时代的笔记》）
    但怀特的幽默并不流于俗，正像约翰?厄普代克所点评的那样：“E?B?怀特的散文，沿着睿智达理、广闻博识的轨迹慢跑，直到，冷不防地，击出诗意的一拳。”从中，我们不难得到思想的启迪和心灵的撞击。两首诗歌中的句子可为例证：“人类爱管闲事，单调无趣，/人类忙碌而不是闲着，/人类令人担心地有自毁倾向。”（《蜂后之歌》）“平静的心灵仍有可能比/火箭和汽车跑得更快。”（《核时代的窗台》）另在随笔《三句话不离本行》中，怀特写道：“读书需要活跃的头脑，它要求高，在理想的情形下，会最终产生一种狂喜的感觉。跟性经历一样，读书活动中，在场的从来不会超过两个人——作者是灌输者，读者是回应者。这给读书之事带来一种崇高之感和力量，使任何其他交流形式所不及的。”读后颇为共鸣。这似乎印证了马克·吐温的观点：“仅仅”是幽默作家，不可能流传下来。幽默只是香味，是装饰。怀特靠着幽默装饰起来的纪念品赢得了每个读者。
    其实，怀特本人对幽默自有独到的认识。“你可以像解剖青蛙一样解剖幽默，可是对象在解剖过程中就死掉了。幽默就有点像是这样（吹肥皂泡），不能吹得太厉害，也不能戳弄过多。它有一定程度上的脆弱性，难以捉摸，人们最好是尊重这一点。从根本上说，它是个不解之谜。关于幽默作家，有一种说法最常见，即他们实际上是很忧郁的人——心碎的小丑。幽默作家因为逆境而受益，他们总是能从逆境中获利。他们怀着善意，一路挣扎，乐观地忍受痛苦，心里也知道坏事会逐渐变成好事，他们会因此获益不浅。”（《闲话幽默》）“反胃和爱情，一对类似的发作情形，其一是胃里，另一种是浑身上下，有时人们称为心里。”（《素昧平生旅馆》）谁能说这样的句子不是怀特对反胃和爱情的亲身经历后的独到认识？
    生活不会因人而改变。在随笔《闲话幽默》中，怀特说，“一个人怎样对待这种不请自来的窃笑（在这点上，也许很像一声啜泣）决定了他的命运。如果他忍住了，掩盖了，把它毁掉，就有可能让他的建筑计划不受妨碍，挽救他的大楼，世人便永不知晓。但是如果向其屈服，他就变成了幽默作家，弄臣帽子的硬檐在他眉头上方永远留下了印记。”
    人们喜欢幽默，是因为它给人轻松，却并不附加条件。正如马克·吐温所说：“幽默千万别赤裸裸教训人，也千万别赤裸裸说教，但又必须两样都做，方能流传千古。我所说的千古，指的是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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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成就未来

    不久前讲评语文试卷，其中的文言文阅读是一篇选自《后汉书卷三十五张曹郑列传》的文字，讲的人物是郑玄。
    http://www.tianyabook.com/lishi2005/houhanshu/039.htm
    郑玄是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山东高密人。好学，“不乐为吏”，先后师从第五元先、张恭祖、马融等经学方家。
    在马融门下求学期间，由于马融“门徒四百余人”，使得郑玄“三年不得见”，只能接受马融的“高业弟莫道不消魂子”授课。但郑玄没有放松学业，终于等到一次被老师召见的机会，郑玄抓住这个机会，“质诸疑义”，就是把平时学习中发现而未解决的疑难问题一一向马融求教，这让马融对郑玄十分看重，郑玄的学业也不断提高。后来郑玄向马融告辞回老家赡养父母，马融感慨地对弟莫道不消魂子们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意思是说，领会了学问精髓的郑玄将把他的学术思想传播到山东去。
    这里我和学生们分享了其中的一个细节：郑玄之所以引起了老师马融的注意，是因为他的“质诸疑义”——把平时学习中发现而未解决的疑难问题一一向老师求教。这其实就是中国古代学者所推崇的质疑问难。
    “质疑”就是请人解答疑难；“问难”就算是对于疑问反复讨论、分析或辩论，提出疑难，请教别人或一起讨论。这是非常可贵的学术精神和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何止重要，简直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解决问题时技术、技巧层面的，而提出问题却是创新、创意层面的。
    最近教育界热议的话题是“钱学森之问”，“两弹一星”功勋钱学森去世前曾反复向国家领佳节又重阳导人问个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问题被称做“钱学森之问”。
    其实，“钱学森之问”不亚于其“两弹一星”的贡献。它问出了我们的教育的尴尬现状和努力方向，回答这个问题离不开创新二字。
    创新体现在求学上最好的办法就是质疑问难。而当前，质疑问难已离我们学校远去。课堂里充斥的是老师的声音和学生们俯首帖耳的顺从，比这更可怕的是师生们的集体缄默。到头来，我们的学生书本知识学习和书面应试能力超群，留学的学生成绩往往比起美国学生好得多，然而，他们的科研成果却比人家少得多，原因何在？就在于美国学生思想活跃，动手能力和创造精神强。
    所以，什么是好的教育？什么是学业有成的标志？根本都在于学生是否敢质疑、会创新。如果哪一天我们的学生靠一系列有质量、有新意的问题而不是一份满分答卷博得老师、学校和社会的认可，那么就是我们的教育回归了本真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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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成就未来

                                                 

    我不喜欢“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曾国荃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天国革莫道不消魂命宣告失败”这样表述的历史，这种一句话式的文字快餐不仅毫无营养，而且带有太过明显的成王败寇痕迹。
    所谓惊心动魄所谓令人发指，都被这句“大事记”抹杀了。为什么是曾国荃而不是曾国藩？天京是怎样攻下的？那里发生了什么？如果说“南京大屠有暗香盈袖杀”在其73年前就曾上演，你会相信吗？
    这些问题的答案恰恰应该是历史的全貌。朱东安的《曾国藩传》对此给出了详尽的回答。
    天京就是现在的南京——一座多灾多难的城市。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国政权建都于此。太平天国运动遭到以清政府为首的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其中，代表清政府围剿天京的是曾国藩的湘军。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南北都被湘军攻占，天京变成一座孤城。洪秀全领佳节又重阳导天京城全军上下团结一致，坚持抵抗。见军事强攻和政治瓦解都不能成效，曾国藩只好寄望于天京军民粮尽自斃。但围城是需要代价的，其中最突出的是粮饷短缺、士气低落和疾疫流行。到同治三年四月间，天京内外的攻守双方都已精疲力尽，太平军固属山穷水尽，而湘军也已成强弩之末了。
    担任围城部队统帅的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曾国藩担心弟弟势力孤危，曾劝导曾国荃接受刚刚攻陷苏州、常州诸城后的李鸿章淮军与其联合攻城，但曾国荃执意包打天京，欲独吞果实。他说，“他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与人邪？！”利欲熏心的曾国荃于是在全军上下进行总动员，决心不顾一切，抢在淮军到达之前攻陷天京，以独得陷城首功和天京财物。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曾国荃下令点火，一声巨响，炸塌城墙二十余丈，一时烟炎冲天，头队士兵四百余人全部死于烟尘之中，后面各营踏尸而过，乘机冲入城中。天到申时，天京九门皆破，落入湘军手中，太平天国革莫道不消魂命也随之宣告失败。
    湘军冲入天京后，开始了疯狂的烧杀淫掠。
    在此之前，即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1861年9月5日），曾国荃部湘军曾攻占安庆，斩杀一万六千多名太平军，同时对安庆城开始了残暴的烧、杀、淫、掠，并以此作为吸引士兵和鼓舞士气的手段。
    在天京，曾国荃将安庆的故伎重演，这场大屠有暗香盈袖杀一直持续了十余日，杀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攻夺城池，而是为了抢劫财物和奸淫妇女；杀戮的主要对象也不再是太平军战士，而是天京城内的和平居民，尤其是老人、儿童和中年以上妇女。据说三天时间就屠有暗香盈袖杀了十余万天京居民。曾国藩的心目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记述他所目睹的情形说：“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情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
    湘军围困天京以来，宁可忍受缺粮乏饷的煎熬而不肯离去，主要就是盼望破城之日大抢一通，发一笔横财。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幅画面：湘军先抢王府，再挖地窖，接着就逐户搜抢居民财务，挖地拆屋，掘坟盗墓，直至公私荡然，洗劫一空。为了抢掠财物，他们残杀了大批老人和儿童，甚至不惜互相厮杀。不仅攻城部队横行无忌，四出抢劫，连留在城外看守营寨的老弱兵勇也空营而出，入城参加抢劫。甚至负责警曾国荃司令部的兵勇和各棚长夫、厮役等非作战人员也都进城搜刮财货，肩挑手提，成群结队，满路都是抢劫而归的士兵，且一日往返不知几回。
    朱东安在书中写到：经过一个多月的大烧、大杀、大抢，参加攻城的每个湘军军官和士兵都发了大财。当然，发财最多的是曾国荃本人，那些参与抢劫的人为使自己的东西牢靠，就将最好的一份儿首先送给自己的头子，以保其余。于是，士卒向哨官进贡，哨官向营官献礼，最好的珍品异物便通过分统之手源源不断地送到曾国荃面前。曾国荃从军以来，共陷吉安、景德镇、安庆、天京四城镇，每次都请长假回家购田盖屋。
    天京浩劫的制造者和罪魁祸首就是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及其亲信将领。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李臣典，李是个贪色无耻之徒，攻破天京后，他随意掳掠妇女，终因奸淫过度而致病，十余天后死亡。
    湘军攻陷天京不久，城内余烬未熄，尸骸尚存，清政府就对这些大烧大杀的“功臣”颁发了赏赐。曾国藩官封太子太保，授爵一等侯，世袭罔替；曾国荃官封太子少保，一等伯。二人皆赏穿黄马褂、戴双眼花翎。那个精尽人忘的李臣典也被加封了子爵。
    这是何等的讽刺！清政府为保皇权不察究竟，曾氏兄弟靠屠戮同胞加官受爵，十余万无辜的天京居民的冤魂却无人顾及。现在，每个具有良知的中国人都知道向日本帝国主义追讨屠有暗香盈袖杀30余万南京市民的罪责，但在当时，却没人想到向谁去追讨屠戮这十余万天京居民的罪责。而历史惯于将一个场景重演，1937年的南京大屠有暗香盈袖杀不正是它73年前的天京大屠有暗香盈袖杀的翻版吗？
    曾国藩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莫道不消魂命镇瑞脑消金兽压下去之后，曾经引起整个地主阶半夜凉初透级的欢呼和赞美，一时被捧为“中兴名将”、“旷代功臣”，简直成为盖世英雄。不料1870年办理天津教案使他声望一落千丈，转瞬之际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举国欲杀的千古罪人，正如后人形容的那样，“一转瞬间，钟鼎世勋，圣相威严，却变成谤讥纷纷，举国欲杀”，“‘汉奸’、‘卖有暗香盈袖国贼’之声洋洋盈耳”，“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
    对此，朱东安评价道：如果说卖有暗香盈袖国，曾国藩和那拉氏都卖有暗香盈袖国，并无多大区别。但是当时却无人敢于直接攻击那拉氏，而把卖有暗香盈袖国贼的帽子单单戴到曾国藩的头上。这又是历史的委曲：一个落后的政权惯于为自己的无能寻找一个替罪羊。
    虽说时势造英雄，但卖有暗香盈袖国贼何尝不是为时势造就。代表湖南地主阶半夜凉初透级的曾国藩本想“做一个藩屏封建国家的忠臣”，他大量读书，广为交游，精心研究历代典章制度和封建统莫道不消魂治阶半夜凉初透级治理国家的经验，同时他不断提升人生价值观，由极力谋求个人和家庭的发展逐步变为谋求整个地主阶半夜凉初透级和封建制度的生存。他举办团练，却志不在团练，而在建军，政治眼光高出清政府和同时流辈；他逐步顺应官半夜凉初透场，完成了由中小地主的政治代表向封建权贵的身份转化。
    但曾国藩的致命弱点是他的阶半夜凉初透级局限性，虽有“有澄清天下之志”，但在关键问题上，更多考虑的还是自己而非天下。英法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而一心剿灭太平天国革莫道不消魂命的曾国藩却觉得不值一顾。他在考虑问题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放在心上，惟有迫不及待地盼望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早一点订立卖给条约，以撤销北援命令，使他得以全力对付太平军。曾国藩的这种“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思想表明他走上了一条顽固不化的思想政治路线。
    在处理天津教案的事件中，曾国藩的民族投降主义发展到他一生中的最高峰，从而彻底暴露出民族投降派的反动面目。从这个意义上讲，后来的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在思想和政治路线上与他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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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成就未来

                                                 

    因脚疾休息了一段时间，于是有机会静心读书，于是有了这几段文字。
    《晚清有个李鸿章》是本好看的书，不只是叙述，更重要的是立场，是思想。
    这本书传递的第一种思想，是关于读史的态度。我们大都是接受过正统历史教育的，哪个朝代，哪个人物，在历史教材中都是有定论的，赫然贴着标签。但作者赵焰告诉说，这个世界的清晰程度，取决于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立场本身。人的精神和心路历程，同样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是一种内在的历史。这样的读书态度引导我们重新审视由方块字撰写的中国历史，它“一直像是在编写唱本，曹操是白脸，关公是红脸。白脸的永远奸，红脸的永远忠。但这样的好与坏、奸与忠，与真实存在过的，早就隔着千山万水了。”这道理就像小孩子看人，不是好人就是坏人，没有中间状态，更没有好坏颠倒的可能。所以，读史应该有点破坏精神，在连问几个“为什么”或“是这样吗”之后，也许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因为“历史是架不住追问的，在那种刻意的追问下，历史往往会变成一盘散沙”。
    所以，在赵焰的刻意追问下，李鸿章跳出了在“历史被简化以及别有用心中充当牺牲品”的圈套，跳出“唱本”中的“卖有暗香盈袖国贼”的形象，以一个人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李鸿章是中国五千年官半夜凉初透场、权术、人际关系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一个成“精”的人物！当年的湘军才俊胡林翼评价李鸿章为“大勋之助也”。“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的梁启超说，“李鸿章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短也；不避辛劳，不畏谤言，是其长也。”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时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而在作者看来，“作为那个时代少有的清醒者，李鸿章在思想上单骑突进的时候，同时也承担着由清醒带来的孤独和劳顿。”
    从本质上说，李鸿章应该是一个传统之“士”。就李鸿章个人而言，成为一个“治世之能臣”，是他全部的追求。慈禧极其欣赏李鸿章，在慈禧看来，偌大的一个朝廷，绝大多数都是一群无用的书生，真正能在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解决问题的，首屈一指还是李鸿章。李鸿章也知道，只有慈禧，才是最能理解并且信任他的人，“士为知己者死”，这一句话，是极其符合李鸿章心境的。对于朝廷，对于慈禧太后，虽然李鸿章也有很多不满，并且在私下也发过牢骚，但在公开场合，在“大局”面前，李鸿章从不说一个“不”字，总是表现得忠心耿耿。从追求上说，李鸿章对于自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状况已相当满意，他更愿意在一种光环下生活而不愿意去做那个光环，因为这样更安全。李鸿章最终选择了一种安全的生命方式，那就是以执行者的面目来出现，在现存的制度下做事，同时，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小王国，服务于朝廷，而又有着自己的独立性。从本质上说，李鸿章一直是比较有个性的人，只是在很多时候，出于各种各样的利益和权衡，李鸿章将个性隐藏了起来，给人一个老谋深算的印象。
    这样的描述，让我们感到李鸿章作为一个活生生的、适应当时社会的人的存在。他对时局颇有洞见，他曾说过：“国古而旧弊凝结，改革非易。”“日本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有正直的一面，1896年接受美国《纽约时报》记者专访时，李鸿章说，“清国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莫道不消魂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出真莫道不消魂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有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他有真实而无奈的一面，1895年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对话时，李鸿章说：“我国的事样样都囿于传统，我不能按我希望的事去做，……我希望的过分了，而没有实行的能力，自己深以为耻。”
    此言道出了时代对李鸿章的约束。1895年4月17日，在马关，李鸿章经历了人生当中最耻辱的时光，他与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这也是李鸿章广为后人诟病的根源。但假若考察此事的背景，我们当与李鸿章一样深感无奈。书中写到，甲午战争本是中国与日本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但这个现代战争的指挥却落在李鸿章这样一个省级官吏的肩膀上，整个甲午战争就是李鸿章在以他直隶和北洋水师的力量与日本举国莫道不消魂军队作战。李鸿章赖以发家的作风剽悍的淮军只能算是中世纪的兵勇，算不上是一支现代意义上的部队。强弱失败不战自辨。甲午战争失败后，满朝大臣，一片义愤填膺，但具体到如何解决问题，一个个束手无策，而且，谁都不愿意背上遗臭万年的罪名，去接这个烫手山芋。也就是说，与日本人签约不过是个程序问题，不是本质问题。李鸿章不签，后人就会把骂名加在签的那个人身上，不管他姓甚名谁。这就是中国人在意识形态上的约定俗成。所以，若要问责，当做如是观：李鸿章的失败，是一个时代的失败，是国民性的失败，而不是个人的失败。晚清政治失败的责任不应当完全归咎于个别当政人士的昏庸或腐佳节又重阳败，它的失败，应当由当政者与全体国民一起承担。
    中国的中央集权，发展到明清之时，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政坛那种选拔官吏的制度以及推崇的倾向，使得官吏们很难保持一种锐气。官僚体制的一个共性就是，很多事情如果按照惯性来操作的话，顺理成章轻而易举，但只要稍稍有悖僵化的程序的话，事情的进展就显得无比艰难。李鸿章的性格，决定了李鸿章只是一个社会转型早期的过渡式人物。对于中国当时的时局，他已无力改变，只是蝇营狗苟。李鸿章曾自撰联语：“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这当中的原委正如作者所言：“中国的问题不是没有高人，没有智者，没有思想家，而是成熟过度、自我封闭的制度与环境，毫不留情地把这些高人、智者一代代地闷死、放逐、边缘化了。”
    如果大车必然要倒，妄图去扶持反而是一种干扰；如果历史已无意于腐朽的现实，那么，励精图治反而是一种累赘。试图挽狂澜于既倒，拼命抢救于无救，是人间最大的悲剧。李鸿章的悲剧在于，他生在了这样的时代。所以，我们仿佛看到，在历史的舞台上，李鸿章自拉自唱，那个时代远远地看着他，漠然而不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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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成就未来

                        心因关怀而温暖

    窗外有温暖的阳光，校园很安静，走廊里传来学生们齐声问候老师节日快乐的声音，此起彼伏。办公桌上的手机，今天显得不大安静。短信接连不断，都是朋友和学生们的关心问候，边读边回，内心感到很温暖。很多人平日并无联系，却在这样的日子里忽然被想起，这感觉很美妙。一个人，在一个遥远的城市，在某一天，忽然想起了你——这世界原本就该如此单纯。于是，翻开手机里的通讯录，给很久不联系的教师朋友发个短信，再给自己的大学老师拨个电话，问候节日后，随便聊上几句。
    教师节的感动，不是因为做教师，而是被关怀。其实，教师职业不过是社会分工的一个产物而言，本无什么特别，但现在这个社会太功利，赋予教师太多的名分。教师追求的不过是心灵的一份宁静。

                        最爱学生自在时

    学生什么时候最可爱？不是在课堂上，课堂太沉重；不是在活动中，活动太严肃；也不是在要求下，要求太生硬。是在他们的精神最自由自在的时候。
    学生会的同学来祝贺节日，同时送上一份新近出版的《星光》杂志，翻看这本杂志，钦佩之情油然而生。为出好这本杂志，学生们认真研究其它杂志的风格和细节，给自己的杂志定位，约稿、寻找图片、联系经费，这个过程让我们感觉到学生们自由成长的力量。是啊，还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
    不仅回想起早晨步入校园时，七八个学生同时冲上前来献花的场景，学生们的诚挚，很让人感慨。成佳节又重阳人世界里，纪念教师节的方式不过是次程序化的会议。从国家到地方，全都如此。而学生们的一声问候和一支鲜花，让人感受到简单和温暖，更感受到学生们的可爱。

                        青春原本美如诗

    13班的学生来问候教师节，递上一份信，打开看，里面是一首诗。其中有一节这样写道：
              几缕浮云飘扬
              鸟儿欢快地飞翔
              溪流涓涓流淌
              总之
              风吹过，雨停落
              会有沉淀的激昂
              我们知道
              你会永远在我们身旁
    作为语文老师，我很惭愧没有给他们以诗歌方面的指导，但恰恰是语文训练之外的花朵得到萌生和张扬，我庆幸这花朵没有被扼杀。十八东篱把酒黄昏后九岁的年龄，正是诗的年龄。不禁又想起《星光》杂志中一段2009届毕业生的离别诗：
              九月是最最悲凉的琴
              往事，在用力弹拨着无家可归的旋律
              我守望那金黄的麦田
              一树树红松是故乡的装订线
    回想自己写诗的那段年龄，至今存留很多的单纯与美好印象。也许只有单纯的心灵才有诗意流淌。而青春本该如诗般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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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成就未来

                                                 

    前几日患感冒，随手抽出一本旧书打发时间，是川端康成的《雪国》。半天的时间里，看一会儿睡一会儿，那恍惚迷离的感觉竟和小说的况味吻合如一。
    《雪国》的情节并不复杂，讲的是一个“无所事事吃白饭”的中年男子岛村和一个年轻艺妓驹子之间的纠缠。岛村是东京人，自有家室，但每年都会乘火车到“雪国”——据称是现在的新潟越后汤泽——与驹子幽会。在不到六万字的篇幅内，呈现的都是两人交谈、喝酒、洗澡、出行、弹三弦等琐事。
    之所以说是纠缠，是因为驹子每年都渴盼岛村的到来，她的心里对他充满依恋，她在繁忙的声色工作的间隙与岛村缠绵，喝成醉醺醺的样子后到他的房间里大口地喝水，之后，她会说“我回去了”，他说“你走吧”，而她却说，“请让我再这样呆一会儿。”而岛村呢，对驹子也是恋恋不舍，他“养成了一种在等待着驹子常常来和他会面”，说不上是难分难舍或是不忍别离，但几次“拿定主意非离开这里不可”，最终两人又纠缠在一起。
    其实如果小说就讲这样一个故事，也未尝不可以引人入胜。但偏偏川端康成把故事的开头设计成了另一番模样。
    “穿出长长的县境隧道就是雪国了。天边的夜色明亮起来，火车停在信号房前面。”这是《雪国》的开篇段。接下来，川端康成写到：“一个姑娘从对面的座位上起身走过来，打开了岛村目前的玻璃窗。”在接下来的旅程中，这个姑娘成了去与驹子幽会的岛村的全部注意力之所在。他默默观察她的举止，聆听她的声音，甚至从窗玻璃中偷玉枕纱厨窥她的样子。她那冻红的脸蛋，美丽的声音，照顾同行病人的举止神态，清冷刺人的美质，都令岛村着迷。虽然这个姑娘连同她看护的病人与岛村在同一站下了车，但岛村并不知道她的名字，以及她与她所看护的那位男性病人之间的关系。
    这个姑娘虽然消失在岛村的视线之外，但读者并不会因此忘掉这一角色。
    在接下来的叙述中，读者始终会有隐隐不畅的感觉：岛村与驹子幽会，但他心里想的却是那个姑娘。于是，那个姑娘是谁？她与岛村会见面吗？她什么时候出现？这一连串的问题萦绕不去。她仿佛一个幽魂，时刻出现在岛村与驹子的纠缠之中。让读者始终悬着一颗心在阅读。
    川端康成作为叙述的高手就在于，他把这种效果做到了极致，吊足了读者的胃口。
    先是通过旅馆掌柜之口问出那患病的男子是驹子的三弦师傅家的儿子，又通过驹子之口知道驹子称那个看护师傅家儿子的姑娘为“叶子姐姐”。但驹子对叶子似乎不想多谈，每次岛村试图知道叶子与那患病的男子的关系，她都会回避。一次岛村问：“是他的妻子吗？”驹子却不回答。几次都没有问出答案。但越不知道越是好奇，岛村越是与驹子纠缠，读者越感到他渴望的是叶子。相对而言，驹子代表的是岛村对于肉体的追求，而叶子则代表的是岛村对于精神的追求。
    就在这虚虚实实之间，小说接近了结尾。当读者觉得如果川端康成再没有个交代，就有愚弄读者之嫌时，叶子终于出现了。
    不过她出现的方式很特别。小说的结尾处，岛村试图逃避驹子时，反而又与她相逢，正在这时，他们发现村子里的蚕茧仓库着火了。当时，仓库中正放映一部电影。大家赶过去边救火边围观时，发现一个女人的身体从二楼看台上掉了下来，“她摔下来的方式很奇怪，带有一个木偶人的味道”，她就是叶子。
    这就算是个交代。
    小说开篇时，岛村从窗玻璃中偷玉枕纱厨窥叶子的样子，当中有这样的描写，“每逢这样的时候，她的脸上是有灯火点燃着，镜子里的映像没有足以消除窗外的灯火那么强，而灯火也不足以消灭映像。所以灯火是穿过她的面孔流动着，可并不使她的面孔光辉灿烂。那是冷冷的远方的亮光，朦胧地照亮着她小小瞳孔的四周，也就是在姑娘的眼睛和灯火重叠的那一瞬间，她的眼睛浮现在薄暮的波动中，成了妖艳美丽的夜光虫。”
    而在结尾，倾倒下来的两三根搭架子的木头在仰面摔落在地面的叶子的脸上燃起了火，“叶子紧闭这她那炯炯有神的美丽的眼睛”，此时，川端康成写到：“岛村忽然想起，几年前他来温泉场和驹子会面，火车上在叶子容颜的正当中燃起了山野灯火时的情景，他的胸中又在颤抖了。仿佛在一瞬间照亮了他和驹子度过的岁月。这之间有叫人郁闷的痛苦和悲哀。”
    也许，这就是命运。我们所追求的，常常不是我们想得到的，我们想得到的，却是虚无。
    徒劳，这是现世的状态，彻悟之人所思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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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成就未来

    学期既末，当是反思之时。
    三月有余，对于所教学生，心中一直充盈异感，在喉之鲠，今日一吐以求其快。
    或许连续几年面对孜孜求学的高三学生之故，如今置身高一新生之间，感官和心理上落差甚大，顿感不适。虽然，孜孜求学如高三毕业生者有之，但更多的是杂音和异类。同处一室，有人掩面自沉，有人目游心骛，问其因，或自陈无心求学，或做悔过向新状。学生者，以求学为本分，但如今预习不做、作业拒交、任务不成之类事情多有出现，许多学习要求教师屡次督促仍无达成；更有甚者，是非不分，美丑不辩，责任不明，班级自习混乱，不仅不以为耻忧，反以为可乐之事，更不必说反思自己的责任了；考试作弊竟是初中习惯使然，不觉行为是耻，反以被发现为忧。还有怪者，事既不端，人亦多怪，部分科代表以免交作业为竟聘目的，部分科代表本学科表现积极，而在其他学科的课堂上则哗众取宠、学风不端，班干部不从严律己，无法肩负示范引领作用，其身不正，其令谁从？学风不端，班风不正，误己误人，最莫大焉！
    今日班主任带领科任教师共商对策。我有一言相进：教师肩负教化之责，自不可推委，而教育和管理以针对性为最高准则，针对不同学生采取不同办法永远是过硬道理。班级管理提倡民瑞脑消金兽主，但民瑞脑消金兽主须有前提，即群体的知觉程度，在一个自知自觉程度不高的群体中无须搞所谓的民瑞脑消金兽主（伪民瑞脑消金兽主除外），特殊学段特殊群体当有特殊方法。为提高分数而苦思方法不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学生求学，根本在做人。苦思方法提高了学生分数而在学生做人方面毫无提升，教师所做亦是无用之功，况学生做人堪忧却学业有成，此等事情不合常理。
    今日学习蔡元培先生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后，又为学生介绍了一则梁启超先生的《为学与做人》，附录于后，是为佐证。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80625/20/31626_13703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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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成就未来

    今天读11月5日的《教师报》，遇到一篇毛志成的文章，题目是《什么是最有本领的人？》，读了很喜欢。
    文章说，“当前社会最有本领、最有益于世的人，首先是真信道德、真有道德而且把道德体现得生动活泼兼之有感化力的人。”“比如以一个教师为例，什么是最有本领的教师？我认为就是有能力把德育搞成功、搞出色的人。”
    这不由得使我想到一个人。
    前几天学校举行了纪念刘文华校长逝世十周年座谈会，现在想来，刘文华校长就是同时符合上述两个条件的人。第一，他“真信道德、真有道德”，刘文华校长被称为“德育校长”，这称号不只是由于他“真信道德”，他坚信德育是育人的首要问题，并且真的把自己的学校建设得以德育工作见长；同时，他“真有道德”，体谅教师、关怀学生，人人对他的为人赞誉有加，当年的青年教师、如今已经成为骨干教师的人在座谈会上回忆起他当年为青年教师结婚操劳、为青年教师回家送行等细节都还感慨不已。这样的人搞德育，名副其实。第二，他做到了“把道德体现得生动活泼兼之有感化力”。他首创德育“三全管理”和“五心教育”，对学生道德建设实施全员管理、全面管理、全程管理，在学生当中倡导“把忠心献给祖国、把关心献给社会、把爱心献给他人、把孝心献给父母、把信心留给自己”，这些做法因其内容贴近生活、形式丰富多样而广受师生欢迎，曾一度在全市各行业推广，吸引无数同行登门求教，尤其是“五心教育”影响了一代毕业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刘文华校长本人也通过巡回演讲，凭借生动的事实、细腻的说理和出众的口才感化了大江南北众多的教育同行。
    三年前，我曾在上海为学校组织的《刘文华教育论文集》出版八周年座谈会写过一篇书面发言，题目是《跨越时空的对话》，文中曾这样介绍他：“刘文华校长是一位来自实践的教育家，是一位致力于以德治校的楷模，更是在中学德育研究和实践领域身体力行的典范。”
    刘文华校长做德育工作的策略是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他做德育不是从书本到书本，他不仅关注学生的思想品德，更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不仅关注学生未来的幸福，更关注学生此时此刻的生存状态。在一篇论证“三全管理”方案的案例中，刘文华校长曾写道：“这个改革方案坚持以实际出发，一是从在校学生和毕业生的思想实际出发，二是从学校德育工作的实际出发，经过对学生思想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并认真总结了德育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在此基础上，经过全校教职工和学生骨干几上几下的讨论修订，形成了全校的共识。”这段文字至少表明，理论联系实际对于德育工作是重要的，德育工作的实效性也正是来源于此。
    刘文华校长笔下的这些文字透露出一个德育校长对于学校德育的理性思考和现实把握，它是理性的，闪烁着理论的光芒，同时它又是感性的，充满了对一个时代和处于那个时代的青少年成长的殷殷之情。我仿佛从这些文字中读到一个富有责任感和前瞻性的德育校长的形象，面对现实，他心潮澎湃，忧思难平，面对教育，他勇担重任，愤然前行，他务实的风格和高拔的境界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仍激励人心。
    回首毛志成的文章，我再一次深深地感受到，“教人如何多才多智的办法和手段多得很”，“只会搞智育”的人多得很，“会说道德、会写道德、会唱道德、会演道德的人与日俱增，真重道德、真有道德的人日减”。世风如此，教风如此，实在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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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成就未来